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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广东先走一步
来源:云浮市委党史研究室 日期:2012-08-29

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广东先走一步

 

王涛

 

  20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沿海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很薄弱,经济总量仅居全国中下游水平,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大的问题是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沿用五1960年代的旧模式和旧方法来搞建设。广东的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要加快发展经济,就必须冲破“左”的思想和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闯一条新路。广东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办法和经验,积极争取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广东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试验田。

 

  (一)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广东得以先走一步的前提

 

  197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面对人民群众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激情和愿望,中央启动了大搞机械化、现代化的引进计划。19783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22个大项目。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失误,并不能说明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对外开放的初步探索,中国获得了不少收益,尤其是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使中国人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开始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19779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表示: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搞关门主义,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1978年,中国有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了5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高层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了解。 出访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大大落后了。此时,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办法,逐渐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1978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许多专家学者都谈到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认为中国应当老老实实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才能把经济搞上去,否则无从谈起。这些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517日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计划。1978216日,国家计委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并得到中央批准,当年1月至11月底,派到国外和港澳考察的人员达5293213人。一批国务院的领导及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先后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了解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经济的经验。

 

  410日至56日,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派出赴港澳经贸考察组,他们调研后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上报中央,提出港澳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建立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3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表示同意在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并指示“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5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考察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在谷牧率团出访西欧前夕,邓小平要求他们:“详细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代表团深感大开了眼界,认为西欧各国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下放财权事权给地方政府,经济繁荣充满活力,快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代表团回国后,6月下旬由谷牧领头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一天的汇报,提出西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需要中国市场,国际经济运作中的一些通行办法如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都可以研究采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边听边议,作了即席讲话,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要积极利用西欧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发展。之后,邓小平也听取了谷牧的汇报,他指出要尽快争取时间,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

 

  此时,许多人纷纷向中央建议:要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谷牧在向中央汇报时特别谈到:西欧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这些意见和建议被整理成文件,在各部门领导中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上述情况来看,“文革”结束不久,从中央到地方迫切要求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的主张。可以说,最迟在1978年五、六月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已下定了决心。此间,邓小平还多次谈到:同世界先进水平比,我们不但技术落后,而且管理水平低。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197876日到99日,国务院召开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与会各部门负责人纷纷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议。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李先念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 他呼吁: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930日,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个讲话。

 

  1110日至12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一次中央和地方高层云集的会议,对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展开了热烈讨论,很多人赞成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会议特意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香港、台湾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阅读这些材料后,感叹万千,纷纷提议中央要充分利用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还有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中方办企业。这些呼声和建议使此前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促成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条件的成熟。

 

  接着,1218日至22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内高层对改革开放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会者普遍感到,决不能再沿袭过去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而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改革,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对此,全会公报提出:“现在,我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此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开启一场新的革命。

 

  (二)广东改革开放的尝试提供了先行一步的实践基础

 

  到1978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185.8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39.46亿元。这种发展水平是落后的,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南亚一带,而且同国內许多省份和城市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经济总量仅居全国中下游水平,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大的问题是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沿用五1960年代的旧模式和旧方法来搞建设。

 

  197711月,恢复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叶剑英一起到广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向他们汇报工作,其中谈到了广东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邓小平在听取广东关于大量民众逃港的汇报后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离开广州到四川、北京后,他又提出“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邓小平在广东点起了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1978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广东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通过讨论,使人们加深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实事实是地来思考广东的问题。

 

  “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要变,要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广东省委从上到下的反思,反思的题目是我们的政策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大家深感到,长期以来的极左指导思想、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策、僵化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是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赴港澳、西欧的考察,给广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派出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于1978410日至56日在港澳调研。考察组在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了他们在港澳考察经济的情况,引起广东方面很大反响。考察组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地农业生产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广东省的党政领导打开了思路,亦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19785月,广东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随同谷牧考察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五国。一个多月的考察给王全国很大启示,他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习仲勋决定由王全国向省委常委汇报。根据省委意见,后又在中山纪念堂向出席省扩大会议的省直机关、广州市处级以上干部3000多人进行了传达。 省委领导和其他干部听了传达,反映强烈。大家感到,广东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大,可是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难于发挥主动性。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去解决。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过一段时间反思,省委感到广东面临的经济困难问题,必须靠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而要加快发展经济,必须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冲破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省委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办法和经验,争取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经过认真讨论,省委认为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有一定基础,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个省都好;只要改革了旧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广东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

 

  与此同时,广东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和尝试变革。以海康县谭葛大队吴堂胜为代表的农村干群从1977年冬种起试行包产到户。 197810月清远县在国营企业推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并改革工业领导体制。为了加快发展,使广东经济早日走出困境,省委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抓住香港产业调整的机遇,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些初步尝试。19786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省委认为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很大支持,必须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常委会研究了省财办主任胡广恩等人提出的关于宝安、珠海体制的问题,决定组织班子制定规划;还研究了省外贸局关于迅速开展全省对外装配业务的意见。决定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牵头实施。第二天下午,李建安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建设和外贸出口工作。

 

  623日,李建安、黄静波联名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提出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发展旅游业等建议。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考察后,又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工作组整理出调研报告并向省委汇报。10月,以省革委会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1979123日省委正式决定,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的深圳、珠海市,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

 

  广东的做法得到中央和国家计委的支持。一是允许毗邻香港、澳门的市县开展公私合营和来料加工装配业务。二是决定在毗邻港澳的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出口基地,同意调整宝安、珠海两县的行政管理体制。1979214日,国务院批准了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3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安、珠海两县改设深圳、珠海两市。国务院要求把宝安、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和新型的边境城市”。为了支持出口基地的建设,国家还决定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到1978年底,广东有关单位与外商签订的或公私合营的加工装配协议、合同151项,产品98种,总金额1.549亿美元。虽然数额不算大,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广东改革开放迈出了可喜的初步尝试。

 

  (三)广东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探路者的历史使命

 

  1.广东积极思考和谋划“先走一步”的战略设想197810月,省委在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后,习仲勋等省委领导非常重视,四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多次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这些提议尽管是初步的设想,但已表明广东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从1114日开始,习仲勋在中南组做了多次发言。习仲勋提出“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并讲到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放手让广东发展,要发展外贸出口,要加强与港澳、华侨的经济合作,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要果断而又迅速地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习仲勋在发言中还结合广东具体实际,谈到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介绍了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初步实践。习仲勋还建议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在会议期间,王全国代表省委作了多次发言。127日,王全国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体制改革问题作了发言。在分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集中表现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之后,王全国提出:“鉴于经济体制比较复杂,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花半年时间,提出一个改革方案”。

 

  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广东省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大解放。省委根据广东省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海域辽阔、资源丰富、国际交往十分方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提出了向中央“要权”以便发挥广东优势,让广东在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的设想。197918日,省委在越秀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王全国在会上发言,结合广东的实际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构想。他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当前大好国际形势下,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前,要求对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会议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力开展补偿贸易,发展加工装配工业,搞好合作经营。省委及省的各部门和各地、市、县一直都在思索,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问题。

 

  1979年新年伊始,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省委书记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吴南生在汕头调研了两个多月,对汕头落后的状况有深刻的了解。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他征求过许多知名人士的意见。有人对他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吴南生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办一个类似出口加工区那样的点,减免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221日深夜,吴南生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汇报自己的设想。228日吴南生回到广州。晚上,习仲勋到他家中商谈办出口加工区的事情。

 

  33日省委常委会议。吴南生说: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他又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又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2日下午,由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起草的《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常委们对汇报材料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省委书记吴南生在发言中谈到:“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与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要向中央提几个大的要求,要中央下个决心,让广东先走,搞几年,待有了初步的经验,如认为可行,全国可以推广。”杨尚昆在会议小结时充分肯定了常委们的意见。他认为:广东“先走一步,让地方松动一点,中央拿的可能更多一点,也可为全国创造经验”。

 

  经过热烈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请求中央考虑广东的特殊情况,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要求“对广东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支持”。允许划定贸易合作区,吸引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市宕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会议委托王全国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口头向中央汇报。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这时候,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2.广东向中央“要权”以便发挥优势“先走一步”

 

  19794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向他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广东出席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省委书记王全国。习仲勋在中南组会议上作了1次发言,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在中南组会议上先后作了3次发言;会议对王全国的发言非常重视,印发了3期专门简报。

 

  在47日上午的会上,王全国分析了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指出:“主要问题还是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这个问题不解决,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是难于解决的。因为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还有什么权力分给企业呢?……总之,我们地方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能够进行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习仲勋插话: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4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他代表省委要求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410日,王全国就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问题作了发言。他请求中央考虑广东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特殊情况,对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支持,使广东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省的条件,把外贸做得更活一些,更大一些,为国家多作贡献。

 

  在417日的发言中,王全国就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和进一步落实调整、改革的措施部署发表了意见。他希望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是对整个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分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明确些原则,会后迅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派人参加,国庆节前提出方案。二是把能够马上改革的先定下来若干条。”王全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三次发言(三期简报),初步地阐述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思路和构想。

 

  (四)中央作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大决策

 

  1.中央期望广东摸索出经验“杀出一条血路来”

 

  4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会议室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大组召集人汇报,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汇报会。作为中南组召集人的习仲勋,郑重地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和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的意见。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定名“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中央常委赞许和支持。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表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华国锋就广东要求“中央给点权”的问题表示: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他说:“小平提的问题今后谷牧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

 

  之后,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字定不下来时,他脱口而出:“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问题时,他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省的这些要求。

 

  据邓小平提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同意广东、福建两省的要求。会议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等地试办出口特区,“在出口特区,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出口特区的生产企业,要按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向国家缴纳税

 

收,产品专门供应出口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

  为了落实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事宜,中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起草文件。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王全国就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及如何向谷牧副总理汇报的问题,将意见电告省委省政府。423日下午,由留穗的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主持,召集在广州的省委常委传达习仲勋、王全国的意见,研究向谷牧汇报的内容及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计划。习仲勋返回广东后,于53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514日至610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后扩大为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526日,习仲勋在讲话中特别作了说明:党中央对我们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还要向党中央汇报,我们省委也要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

  2.中央50号文件确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5月初,广东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由王全国、曾定石牵头,起草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5日,第一稿打印出来送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修改;至13日,三易其稿,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多次亲自修改,最后由刘田夫修改定稿。511日,谷牧一行到达广州,同广东的领导一起研究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方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人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试办出口特区等方面的初步设想。谷牧听取汇报后指出: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谷牧一行深入到深圳、珠海两市调查研究,在考察中谷牧感慨地说: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

  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同广东省委王全国、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多次协商,文件初稿经省委常委讨论并于525日经刘田夫定稿。66日,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正式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1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谈到关于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问题,谷牧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广东后,同省委一起,共同研究了一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新体制,待中央批准后,从明年开始施行。他强调,实行新体制,涉及到整个经济工作,包括计划、外贸、财政、商业、物资、劳动、物价等管理体制都要进行改革。

  715日,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央197950号文件出台。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认为两省提出的规划设想是可行的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中央还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对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考虑到两省在执行特殊政策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复杂情况,中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随后,明确由新建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五)在争论和困境中坚持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不动摇

  1.广东力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落到实处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的精神,研究落实广东改革开放如何先走一步的问题。省委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人领导小组。确定由省委书记王全国负责组织省政府各部门进行落实先走一步的工作。成立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为组长的特区工作筹备小组,进行出口特区的筹备工作,着手起草特区的有关条例法规。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准备,197998日,由王全国率领省直27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及有关部门汇报贯彻50号文件的有关事宜,并协商落实各项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措施。余秋里、谷牧以及中央34个部门的负责人听取了汇报。经过20天的汇报协商,各方面的事项有了一个大致的结果,只有外贸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财政上交定额同意重新算帐。1010日,王全国再次率队上京协商财政和外贸体制等问题。经过艰难反复的交涉和据理力争,终获解决。重新核定将广东每年上交财政12亿元改为10亿元,外汇收入实行三七分成,五年不变。 至此,中央与广东上下结合、上下协调,落实50号文件的障碍得到逐步排除,广东争取到了中央给予的政策上的真正优惠,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在这一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局时期,广东省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把中央的政策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改革和发展规划,实施先走一步

  广东对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非常重视,把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广东的省情,制订相关规划。19799月,制订了工交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规划,确定在一百个重点企业进行试点。王全国根据向中央两次汇报协商的情况,于1022日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提出先作好七个方面的规划设想。1217日,王全国、吴南生、范希贤代表广东省委再次到北京向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广东执行50号文件的情况,重点汇报特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谷牧副总理就广东贯彻中央50号文件和特区规划建设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980324-30日,谷牧再次南下,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会议确定: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建设等。会后,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198041号文)。

  此后,广东省委按照中央50号、41号文件的精神,从五个方面积极实施改革开放。一是发挥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关停了一些耗能多、亏损大和产品无销路的企业。二是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利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原材料和市场紧缺物资,发展生产,繁荣市场,活跃经济。三是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外贸出口,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积极开展公私合营、合作经营、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业务。四是在中央对广东省实行财政包干和外汇分成的同时,省对各地、市、县实行了财政包干和外汇分成政策。五是积极开展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

  其二,以市场经济目标为导向,以市场、物价、流通为改革突破口,搞活经济。

  广东的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目标为导向,在市场、物价、流通三个方面渐进闯关,逐步放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合理调整物价,搞活流通环节。

  198092日,省革委会下发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市场调节的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工业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自行安排花色、品种、规格,承接计划外的加工订货任务;可以利用定额内节余的或自行组织的原材料,生产市场适销产品。920日,省革委会制定了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12项措施。这些政策的出台,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触发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市场机制的塑造,让农业生产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接受市场调节;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分步推进,促进了经济的高增长,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提高了居民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改变流通领域国有企业和供销社一统天下的格局,相应发展了个体和私营商业企业,疏通了流通渠道。

  其三,推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扩大工交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搞活企业。

  19798月中旬,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搞活。决定在全省工业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各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811日,省对煤炭工业实行了几项新的经济政策,如适当提高煤炭价格;改进煤矿奖励制度;改进井下津贴办法。1112日,在总结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省里再次发文明确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解决的改变企业上面多头的问题、外汇分成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有关问题。

  1980115日,省政府颁发《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把原来的全额利润留成办法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办法。实行新的利润留成办法,扩大了企业的财权,加重了企业的责任。企业必须对经营成果负责,努力增加盈利,多上缴利润多提,少上缴利润少提,调动了企业干部职工增产、增效、增收的积极性。

  125日,省委书记刘田夫在全省计划、工交、进出口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认真搞好工业调整。要通过调整,更好地发挥我省工业的特长和优势,建立起以轻纺工业为主,为人民生活,为外贸出口,为支援农业服务,布局合理,比例协调,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又有广东特色的工业结构。同时,强调要在去年试点基础上,适当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限,如生产计划权、财权、劳动管理权等。

  其四,借鉴国外工程建设筹资融资的经验,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建设。

  为了解决交通滞后的问题,从1980年起,广东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借鉴国外工程建设的办法,颁布了一系列优惠办法,鼓励各地多方集资,建桥修路,通过收取过桥过路费,还本付息。广东创造了以路养路以桥养桥新模式。此举当时受到不少非议和指责,但得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大力支持,要广东大胆试验,不用报告。 分管工业交通的副省长李建安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运筹和组织实施工作。当时的东莞县迅速筹集资金建成了万江、石龙两座大桥,在全省率先实行过桥收费。从此,全省各地出现了集资修路建桥的热潮。

  衡广铁路复线工程在1978年已开工,1979年调整时停工。1981年初全国计划会议期间,王全国向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汇报,要求恢复衡广复线的建设和建设三(水)茂(名)铁路。赵紫阳答应由国家支持6亿元资金,加上从谷牧副总理那里要到的部分日本协力基金、省自筹部分资金、铁路系统的四项费用及复线建成后的利润,资金基本解决。4月,万里副总理到广东,王全国、李建安专门汇报了交通建设问题。万里回北京后,国务院发文同意衡广复线恢复建设。7月,王全国到北京找铁道部长郭维城商谈衡广复线建设问题,得到铁道部支持。19824月,衡广复线得以动工建设。

  三(水)茂(名)铁路的建设,采纳云浮硫铁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匡吉的主张,由矿山向国家银行贷款,投产后,用矿山上交给国家的税利和提高运价的营运收费偿还贷款,先将铁路修到腰古。三茂铁路得以动工建设。

  广东的领导同志多次到北京找国务院领导和电力部领导,争取大亚湾核电站项目的建设。采用向澳门供电由澳门预付电费2亿港元的形式,扩建了韶关(乌石)电厂20万千瓦的8号机组。积极筹集资金兴建50万千瓦黄埔电厂和60万千瓦的东莞沙角电厂A厂。

  其五,研究和制定经济特区的规划,制定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启动经济特区建设。

  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习仲勋和王全国即到深圳,与深圳市委研究如何具体开展特区建设的筹备工作,并从省直机关抽调干部到特区工作。广东省经济特区筹备组成立以后,一方面组织人员参考海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法规,起草广东特区的条例;同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研究和制定经济特区的规划。

  197912月,广东省委就筹办出口特区的工作向中央专题报告。认为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会更确切些1980322-31日,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根据广东省的建议,同意将原定出口特区的名称正式改为经济特区 422日,先后经过13稿修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再次提请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吴南生代表习仲勋省长作关于《条例》的说明。《条例》获得通过。

  创办经济特区,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与外商打交道,实行对外商投资减税让利的特殊政策,难免会出现疑虑和遇到非议。广东提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如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则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对开展工作更加有利。省领导将这一想法两次向叶剑英委员长汇报,请求全国人大安排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进行立法,获得叶剑英同意。 19808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作了关于《条例》的说明。

  19806月,在特区筹备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省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经济特区的管理工作,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先走一步,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兴办企业。深圳、珠海投资环境有了初步的改善,外商投资纷至沓来,兴办了一批生产和服务性企业,如深圳的新南新印染厂、乌石古石场、珠海的香洲毛纺厂等。

  2.在逆境和困难中广东坚决不走回头路经过一年的实践,广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广东先走一步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调整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也是在不断出现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议中进行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当时的主要焦点是:中央两个文件的一些规定还没有完全落实,许多管理工作和具体措施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安排。

  中央领导对广东先走一步给予有力支持。针对当时一些部门下发文件中广东、福建不得例外的情况,中央强调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19801212日下午,谷牧副总理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听取王全国的汇报后,又强调指出:广东办特区是在全国提出基建项目要退够前一年多提出来的,不能刚刚开了个头又收回去。中央50号、41号文件不变,坚决执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也不变。  1980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24日下午,中央召集广东、福建两省负责同志座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这次座谈会纪要指出:在调整时期,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以后在前进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出点什么问题而收缩一下,调整一下,但是,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是不动摇的。

  19801113日,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主持省委工作。1118日,他在省市局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我们应该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总之,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能还是空的。

  为了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省委于19811月召开了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研究和部署广东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会议研究了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与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关系问题。认为调整并不意味着不改革开放、不发展,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健康地发展。116日,任仲夷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各地区和省直各有关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在你们的工作中怎样具体地体现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们一定要把调整同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

  广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的方针,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省委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握方向,认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去解决,决不能走回头路。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给改革开放打气鼓劲,任仲夷提出了三个更加的方针,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三个更加方针再一次体现了广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执着前行的科学态度。

  1981527日至6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198127号文),充分肯定两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外更加开放,包括积极利用侨资、外资,引进适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二是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包括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把经济搞得更活;三是扩大两省的权力,包括经济、人事、地方立法权和企业自主权等。由此,广东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迈开了新步伐,实现了良好开局。

  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回顾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酝酿、起步和开局的这一段历史,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这里仅从为政者的执政能力和品质方面谈一点体会。

  为政者,谋大事,需要有特别的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品质:一是识己,能够深刻认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什么特点,具备哪些优势,存在什么短处,这是制定正确政策与战略的基础。广东深刻认识到自身的最大优势在于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与海外联系多,因而对外开放成为政策首选。二是审时,能够抓住机遇及时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方略、新办法。当年广东的党政领导集体眼光敏锐,抓住中央正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契机,最早提出广东要先走一步,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广东此举正合中央的意图,上下互动有了结合点,广东的要求很快获得中央的支持。三是有勇,能够具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政治勇气。广东敢于实践新办法新机制,敢于向中央提出新建议新要求,还敢于争取自身合理的权益,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事,没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政治勇气是难做到的。四是坚定,能够在困境中坚持正确的决策,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争取最大的成功。广东认准改革开放这个硬道理,顶住各方压力和责难,坚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坚决不走回头路。

(选自《广东经济发展探索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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